我还记得她留给我的那条项链, zoe。既然她给了我两个名字，那我也应该要给她两个。
她听了，点点头，像个具有求知欲的孩童，“这两个名字都是好的寓意吗？”
我说是。稍微解释了一下这其中的寓意，没有去问“孔黎鸢”和“zoe”到底是好是坏。在我心底，只要人是好的，名字就是好的
哪怕她真的叫张玉，我也真的觉得她大概是北半球最特别的一个张玉，因为在南半球的那些国家里不至于有人的名字叫作张玉。
而只有这个张玉会在今天晚上请我吃麻辣烫。
结账之后，我们带着一身麻辣烫气息往外走，路过门口，我又瞥到了那张被老板很随便贴在墙上的那张海报。
——只是概念宣传性质，上面还没有任何拍摄的人物，只有模糊虚化的店面，开了黄灯，整体色调偏蓝，主体就是对面那家理发店。
压抑的气息从海报里扑面而来，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，猜测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。
她顺着我的视线瞥过去，在我旁边笑了，肩膀隐隐约约晃过我的肩，
“原来是这张海报暴露了我。”
“你是一个电影演员？”
我掀开店里的门帘，马路上一辆车飞驰而过，溅起一片水花。
她立马拉过我躲开这片水花，空空的手掌在我的手腕上晃了两三秒。松开之后回头看我，脸上淌满街边小店纷乱的光影，什么色彩都有。
这一眼就似被定格的电影海报。
“目前是吧。”她拉了一下帽檐，冷帽几乎要盖住她的眼睫。
我们慢条斯理地踱步，仿佛吃完麻辣烫之后的固定曲目是压马路散味，没有人可以违背。也没有人提是不是要走，分开之后又要不要再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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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是目前？”我问。
她停顿了一会，在这期间一直盯我，漫不经心地说，
“可能不会一直拍电影吧，我不知道。”
我点点头，“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迷茫，也不是非要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定下来。”
这番话引得她发笑。
今天晚上她笑得很多，我也一直以为她一直是这个样子。可就在三个小时后，我回到酒店，翻开我的相机查看今天拍下的照片，才知道她在查令十字桥下坐着的时候，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并不是很喜欢笑的人。
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细看那张照片，只跟着她笑。她笑完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轻轻拍一下我的后脑勺，不像安抚，像打闹，
“付老师说得很正确。”
原来我刚刚那句话听起来很像教导，一个才过二十岁的人在教导二十四岁就拍过电影的人。听上去的确不怎么好听。
我琢磨了一下，觉得不太好。但又觉得说就说了，说一些废话也不会马上就死掉。
于是我又讲，“孔老师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件事？”
她对我喊她“孔老师”并没有什么意见，应得十分自然，“什么事？”
“人过了二十岁之后，就要步入人生阶段中最艰难的一个了，以前没有吃过的苦头都要在这十年里吃一遍。”
我一边走路，一边踢脚边的石子。
“那你觉得已经开始吃苦了吗？”孔黎鸢的答案是一个问句。
“没有吧。”我摇头，但有些迷茫，看着她说，“那你呢？你今年二十四，那过二十岁之后吃过很大的苦头吗？”
“也没有。”她淡淡地笑，然后又按一按我的后脑勺，这次像是安抚了。
“人没有那么多苦头可以吃。你不会吃苦的。”
她很笃定。
我问为什么。
她很简洁地说，因为能量守恒不会出错。
我不懂这算什么“能量守恒”，难道是有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发誓替我吃了我应该吃的苦头，所以我整个二十岁都会一路顺风？不应该吧，哪里会有这么无私奉献的人呢？连妈妈一向都说人这一辈子该吃的苦头都只能自己吃掉，以后再吃其他的东西就都会觉得很甜。
但总之，目前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，也始终得不出答案。
已经是八月份，纵然重庆还是夏，但走了一段路还是有些凉。
我们从那条狭窄的旧街拐出来，本来想去理发店看一眼，可路上我们有太多话可以在今天晚上讲，以至于我又忘记。
不知不觉走到一条更宽的马路，城市光华更少，头顶是红灰相间的老式住宅，两边是墨绿的树，悬空的石桥上有块牌子用绿色字体写着鞋服批发市场，光很暗，像文艺片里那种黏腻潮湿的质感。
一个上坡路我揣在兜里的耳机掉下来，圆饼耳机盒不受控制地往下滚，她穿着马丁靴踏下去很利落地替我捡起来。
再直起腰，抬头，不紧不慢地朝我这里走。
我在坡上看着她走上来，很突然地大声问她要不要听歌。
她在坡下，金色头发和衬衫衣角同时被吹开，微微仰头看我。
眼神在夏夜晚风下迷离得像我是她上辈子的爱人，而且我还会在下一秒跑掉。
那一秒钟我想将这个画面永远留下来，连忙举起相机对准她。